7年后，武阳丰辞任，他要专心投入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的建设中来。三十年国际合作项目经验，八年国外科研组织机构的管理经验，他决心用这些，为北医打造一个”中国一流、亚洲领先、世界知名”的临床研究所。
【从科学家到管理者】
来到乔治中国，武阳丰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从一名专业人员转变为一名管理者，他的理念也进行了一场升级换代。
自1984年进入协和医科大学攻读流行病学研究生开始，武阳丰一直参与“中美心血管病及心肺疾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1981——2001）”项目，先后师从我国心血管病及流行病学的泰斗陶寿琪、蔡如升、周北凡等。可以说，是这些大师们的言传身教和国际项目的历练，奠定了武阳丰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格。
做业务出身，武阳丰先后参与和主持了从“六五”到“十三五”期间各时期的国家科技攻关、科技支撑和重大研发计划，也曾先后主持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医学科研基金资助的大型国际合作课题。他主持开发了中国人群10年心血管病发病风险预测模型，主持制定了《基层高血压防治实用规范》，参与了心血管病领域多个防治指南的起草和制定。
1999年，武阳丰担任阜外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武阳丰走得一直都是科研技术路线。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人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发病原因是什么？预防和控制措施是什么？他最常做的事情是，带领团队在中国天南地北进行大规模人群调查，深入农村、社区做随机双盲对照试验。
近20年的中美合作，武阳丰心中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科研效率高、成果好？”他们的科研是如何组织，如何管理运作以保障其创新和质量的？
所以，当“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邀请武阳丰加盟，出任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健康研究所”所长时，武阳丰尽管犹豫，尽管不舍这么多年在阜外医院得心应手的工作，他最终还是决定来一探究竟。
在乔治，武阳丰要管人事、管财务、管发展……“在这么一个国际机构，你不想管也不行，一切重新学。”武阳丰甚至有过读一个管理学MBA的想法。
从体制内的医院科室主任到国际科研分支机构掌门人，武阳丰不断琢磨两者不同的管理机制、做事方式、团队风格，比较其中弊利，为我所用。
“我在乔治中国学到的管理理论、实践中的经验，自然而然就用到了临床研究所的发展上，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武阳丰说。
【我们不是红花，我们要当绿叶】
SWOT——这是武阳丰在乔治学到的第一个管理学理念。
SWOT分析法是用来确定自身的竞争优势（strengths）、竞争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从而将发展战略与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
“这个确实有用。”日后，武阳丰将SWOT分析法运用到极致。
他用SWOT来分析中国的临床研究现状。
一方面，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病人资源，受试者招募快速、成本低，医生临床经验丰富、热衷进行研究……这些是优势。另一方面，研究人员的临床研究知识、理论、方法欠缺，缺乏高水平的临床研究支持平台，缺乏质量保障体系……这些又是劣势。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对于健康，社会和政府关注提升、全球公司投资涌进、国内公司迅速发展……这些是机会；而与此同时，医生用于研究的时间少、辅助人员少、奖励措施少……这些则是面临的威胁。
分析下来，武阳丰深知，北医在其中大有可为。要想推动北医的临床研究走在前面，最亟需的便是，改变“劣势”，减少“威胁”，建立一个能够为北医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提供技术支撑，培养优秀临床研究专业人才的学术平台。
2008年6月18日临床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家由大学成立的从事临床研究的教学、科研、服务、培训和组织协调的专业平台。
但是，刚成立时，很多人对临床研究所产生了误解。
“以后北医的临床研究是不是都要让临床研究所去做？”有人认为临床研究所要“取代”其他临床研究单位。
“临床研究所依托科研处，是不是就是科研处下设的一个管理机构？”有人以为临床研究所是要去“管理”北医的临床研究。
“我们既不是要取代，也不是去管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提供服务’、‘提供支持’。”武阳丰说。
“临床研究所是绿叶，是为一项项临床研究的红花服务的。”每次开会，武阳丰都这样强调临床研究所的定位。
既然是绿叶，平台建设就是临床研究所各项工作之首。成立时只有3个兼职的副所长，而今研究所下设4部1室，各类人员40余人。建立起了一整套国际标准化操作规程（SOP），拥有了国际一流的临床研究数据管理系统和国内先进的计算机网络工作平台， 已经具备设计、执行、监管和组织协调高质量临床研究项目的能力。
武阳丰更将SWOT用在临床研究所的管理中，他要求中层管理人员都要学会SWOT分析法，每年都要用这一工具对各自的部门进行分析。
看清自己的优势、劣势和周遭的机遇、挑战，就更清楚脚下的路该如何走。
武阳丰深知临床研究所的建设规模和服务能力，尚不能满足北大医学发展的需求，距国家的需求更是相差甚远。而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加和国家的重视，临床研究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临床研究所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被赶超的危险如影随形。
分析利弊之后，临床研究所把建设临床研究“一流学科”和“一流平台”两个高峰，作为自己的发展战略，以此打造一批高水平的临床研究专家团队，打造一个国际接轨、开放共享、技术完备的临床研究运作、管理和质量控制的技术平台。
【临床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临床研究泛指所有以人为对象的医学研究，正因其以“人”为研究对象，其重要性和特殊性就不言而喻。
与国际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临床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学习阶段。
由于缺乏监管创新研究的高水平伦理审查与监管平台，致使风险极高的首次人体试验极少在我国开展，新药和新器械的研发始终居于人后。与此同时，类似魏泽西的事件也层出不穷。
2010年，临床研究所推动北京大学医学部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受试者保护工作体系。
在武阳丰看来，受试患者的知情同意，是做临床研究的一步基石。作为研究者你必须确保临床试验参与者的安全，确保他们真正的明白试验的意义和其中的风险。
临床医疗和临床研究差异巨大。在临床医疗中，医生为患者提供的治疗手段，是“已经被证明有效”；而临床研究，则是为了“检验”某项新的诊断治疗或预防方法是否安全有效。因此，作为研究者的医生不同于一般医生，作为研究受试者的患者也不同于一般的患者。
“不能保证一定有效。”这是武阳丰最为看重的知情内容。在他看来，让患者参加临床研究试验，就是让患者在做奉献，因为他可能面临着治疗结果无效或者有害的风险。所以，
一定要让患者充分理解风险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也是医学伦理中最重要的一条。
中国临床研究落后于先进国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临床研究方法和理论欠缺，大量的研究数据被滥用。国际临床指南中少有中国学者的研究得到引用。
“本想证明A，但是从选择的数据，到分析的方法，都不对。就好比，本来说好了要去新疆，结果一出门就奔着海南去了。”武阳丰表示，理论方法的欠缺，使得临床研究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
2012年，临床研究所开办了首届“临床研究方案设计国际训练营”。这次训练营受到学员的一致好评，学员在训练营上学到的东西，能立刻指导他们申请课题、进行临床研究。
“刚开始，参加培训的医生们觉得要七天全封闭培训，太长了，那么多病人、手术等着呢。等结束的时候，大家又普遍反应，时间太短了，东西没学够！”武阳丰说。
第一期训练营大获成功，就连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听说了这个项目后，都要求将其作为人才培养计划的合作项目。南京、江苏、深圳等外地的医院也都要求参加。而今这个训练营已经举办了10期，为全国培训学员239人。
2013年，临床研究所获教育部批准，建设我国第一个“临床研究方法学”二级学科，并成为硕士和博士授权点。
经过数年努力，一个包含六个专业方向的北京大学临床研究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建成。
【质量控制是临床研究成功的关键】
质量控制体系，也是武阳丰在乔治中国注重学习的内容。
多年的经验，让武阳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要想高质量的完成临床研究，靠的不是科学家个人，而是整个团队。”
科学家有创新想法，但要落实、验证这个想法，却靠整个团队的配合。
这个团队，不仅仅是科学家的课题组，更包括像临床研究所这样的外部支持性、监管性团队。
什么样的人才适合进入科研团队?
武阳丰做的很多课题与“盐”有关，如何测量人体摄入的盐量？一个最客观的方法是“测量尿液钠含量”。因此，研究团队中就要有人专门去“收集尿液”。这个人需要跟受试者沟通，使其配合，以能保证24小时尿液都被收集在专用桶中。要科学准确地完成这个工作，并不容易。
“我不一定多聪明，能力不一定多高，只要你培养我，我就认真学；只要你讲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我就一定照着做。”武阳丰说，这就是对科研工作者最基本的素质要求。
严格执行研究规则、善于同被研究者沟通、不以主观想法篡改数据……这些对团队的要求，都是为了一点——质量控制。
因为，质量控制，是临床研究能否成功的关键。“真正严格质量控制出来的东西，都是具备可重复性的。”
武阳丰从自己的经历中，体会到质量控制对于临床研究的重要性。因而他强调，“必须要有一套体系来保障，否则出来的东西，真的没法相信。”
“再大腕的专家做临床研究也得有规矩、守规矩，也得遵循SOP。同时，还需要有专门的团队去监管，能发现研究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并敢于将其暴露出来。这就是质量监控体系。”武阳丰说。
在临床研究所的努力下，《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和标准作业程序（SOP）在北医范围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学术型项目的质量保证体系正在逐步确立，北医重大学术研究告别了无监管、不透明、质量无保障的旧局面。临床研究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也使得国际学术机构能够放心与北医开展临床研究合作。目前，北医在临床研究与转化医学领域已经与一批国际知名大学建立了联合研究所/中心，并在这个质量监管体系下良好地运行。
【打造一个好团队】
在“乔治”，武阳丰注意到，他们的管理非常人性化，注重团队价值观的一致，注重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注重员工成长能力建设、注重文化氛围的营造。
在临床研究所，武阳丰同样重视用人，用好人。
对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员工？”这个问题，武阳丰有着清晰的理念。
“对于我们来讲，人才是那些认同研究所的核心价值观，具有职业素养和较高工作技能，能够持续地为研究所创造价值的人。研究所中人人都是人才，人人都可能成为人才。”在新员工入职培训上，武阳丰如此阐述。
在武阳丰看来，人才各有类型，他从不刻意寻找最顶尖的人才，他要留下的是“适合我们这个平台，愿意在这里去发挥能力的人。”
武阳丰也从来不惮于“辞退那些阻碍机构发展和不团结的人”。甚至，在临床研究所成立最初，尚无第二个员工时，他就敢于辞退第一个员工。“他从来不顶撞我，工作上交给他的事，永远都是答应下来，但从来不去完成。”这种敷衍于事的态度，与武阳丰严谨的科学精神间有着巨大冲突。这也成为武阳丰日后招聘人员时的第一大忌。
2009年，武阳丰亲自面试了第一批应聘员工。“我必须确保第一批进来的员工先带好头，都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好的作风，形成好的文化，这样后面进来的人能跟着学。”
建所第三年，武阳丰召集会议，让全所员工参与讨论，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仁爱、诚信、创新、敢为、团结、卓越”。
“我们要实现事业的目标，完成我们的使命，就需要这样一个团队。”武阳丰说。
推动中国临床研究发展，北医走在了前面，临床研究所走在了前面。
但，显然这条路还有很远。
【记者手记】：
时光倒退四十年，武阳丰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学医，会在国际合作项目里进行流行病学研究，更想不到自己将在中国第一个由大学建立的临床研究机构里推动中国临床研究的发展。
此时的武阳丰，身处山西一座四面环山的小县城——阳城。他喜欢理工科，也许梦想着会当个工程师。尽管做妇产科大夫的妈妈很想他学医，但两年后高考，从小害怕打针的武阳丰，还是把太原工学院作为他的第一志愿。
1979年，武阳丰第一次离开大山，坐火车去太原上大学。但命运好似给他开了个玩笑，他进入的是志愿书的最后一栏——山西医学院。原来，医学院招生老师“走了个后门”，把志愿书上所有填了医学院又成绩靠前的学生，全给录取了。
1984年，武阳丰第一次来北京，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进行研究生面试。本科读“流行病学”专业课时，武阳丰才突然对这个学科产生了兴趣。日后，他总结流行病学吸引他的地方在于——这是一个“讲理”的学科。“我觉得它有时像是法官判案，最后要找到到底谁是凶手（病因是什么）？”
在阜外医院读研时，武阳丰还要参加临床轮转。“这一过程，让我更加熟悉疾病本身的规律，还让我更了解临床医生和他们工作中面临的困难。我想这是我日后做临床研究，更愿意主动跟临床医生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也更愿意接纳我，跟我说什么，我懂。”
